●經典無論怎樣映照和塑造偉大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英雄，它都來源于最基層的生活現場，重要的是如何在鮮活豐滿的社會生活中尋找到創造經典的第一現場

　　●新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一些所謂火爆現場，往往是經過人為改變、蓄意制造的第二現場、第三現場，甚至是黑白顛倒、美丑不分的偽現場，盲目聽信、不加省察的話，可能永遠與真相隔著一層

　　●以中國社會之豐富，生動的文學元素漫山遍野，加上不可阻擋的民族復興氣勢，作家沒有理由不投身講好這些史詩故事的實踐，更沒有理由不去堅定創作史詩的雄心，以文脈傳承國脈，以文運復興國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短短幾句質樸的話，將經典的真實面貌說得清清楚楚。經典的美、情、氣之所以不會過時，正在于它來自火熱的生活現場，經典自誕生之初就“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

　　經典是創作與生活的天作之合

　　1992年我發表了以鄉村教師為典型人物的中篇小說《鳳凰琴》，2009年又出版了同樣以鄉村教師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天行者》。因為大家認為我對鄉村教育比較了解，所以去年4月，湖北省政協邀我參與民族地區基礎教育問題的調研。調研中，大家對一處只有兩名小學生，卻按規定配置三名教師的鄉村教學點的撤銷與保留，產生分歧。有人認為，與其花了錢還無法保證教學質量，不如將兩個孩子送到山下有寄宿條件的重點小學就讀。而我卻有不同看法：這樣的教學點，在教導孩子學習知識時肯定有欠缺，教學成本也會高出很多，但是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有溫暖親情和符合道德的精神參與。親情與精神一旦缺失，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花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以往鄉村孩子與城市孩子在教育上的差別只是知識層面上的，如果只考慮教學成本，強行將孩子們集中到有條件寄宿的學校，造成親情斷裂，將來城鄉差別就不僅僅是知識層面，而且還有更為嚴重的精神成長層面上的、人格上的強烈差別。這個意見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這個教學點最終得以保留下來，沒有被撤銷。生活有所欠缺，不等于沒有希望；人生出現迷茫，不等于就是丑陋；社會需要調節，不等于要冷冰冰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歷，對我的創作也有啟發意義。它提醒我，作為一個作家，要能不斷地從卑微世俗中發掘生命意義的經典性，在鮮活豐滿的社會生活中，努力尋找文學真諦、創造經典文學的第一現場。不管我們有沒有發現，可以成為經典的素材一直存在。在成為經典之前，它們與普通事物的觀感毫無二致。要將經典素材從看上去一模一樣的事物中發掘出來，必須經過長期積累，并盡可能向事物的外部延伸觀察，向事物的內部深入思索。身為小草，必須了解大樹；作為江海，必須追溯溪流。經典無論怎樣映照和塑造偉大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英雄，它都來源于最基層的生活現場，是文學創作與火熱生活的天作之合。

　　警惕遮蔽真相的偽現場

　　經典來自火熱的生活，但火熱的生活不會自動成為文學的第一現場。特別是新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一些所謂的火爆現場，往往是經過人為改變，甚至蓄意制造的第二現場、第三現場，還有可能是黑白顛倒、美丑不分的偽現場。那些能夠發現真相的有效的第一現場，只要作家帶著情懷進入，就有可能踏上創造經典的坦途。而任何企圖以一己之好遮蔽世間真相的第二現場、第三現場和偽現場，無論如何言說，也注定是過眼云煙。

　　去年夏天，長江中下游的大洪水過后，西方有些媒體諷刺中國，說河堤潰口了，洪水泛濫了，再也沒有人跳進驚濤駭浪里組成人墻保護家園，寧肯袖手旁觀，等著軍隊、專業人員來營救。殊不知，今天的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早已超越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原始勞動方式，災難救援手段也鳥槍換炮了。新機械、新技術、新材料的使用，使得抗洪更加專業化、更能提高救災的效率，這是以前想象不到的。而且，從另一個側面看，為堵塞潰口而砍伐的林木，受到林業法的保護，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經濟林木，哪怕動一片葉子也可能受到法律追究?？梢跃徒⊥恋母赝瑯邮艿礁鞣N法律的保護。哪怕是在救災這樣的特殊時刻，也有非常復雜的情況需要考量。更加難能可貴的，現在救災過程的科學化體現了對救援人員、受災人員生命的珍視，良田熟地被水淹了還可能再造，生命一旦失去就無可挽回。這些，何嘗不是一種發展和進步？

　　身為作家，如果我們不能在第一現場目擊到這些，或者理解不到位，甚至盲目聽信一些人的胡編亂造，可能就會永遠與真相隔著一層；如果我們不能去偽存真地去體察和辨別文學現場，將錯失真正的創作資源，遺憾地失去創造文學經典的基礎。

　　樹立創造經典的文化自信

　　經典是文化自信的產物，對經典的認定更是自信心的表現。去年8月中旬，中國作家協會安排我為第四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作總結發言。我說了一番話，大意是作為主流的漢學家應當讓自己的翻譯作品成為了解中國歷史主流、中國社會主流、中國文化主流和中國文學主流的有效窗口，而不是專事窺探中國社會不足之處的貓眼。作為21世紀的中國作家，那種過分遷就西方文化口味的“謙虛”，將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大忌。相反，要理直氣壯地告訴世界，他們目前所接觸的很多還是中國文化的邊角料，離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本體還有距離，還要繼續用心探索才行。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華民族的大發展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以中國社會之豐富，生動的文學元素漫山遍野，加上不可阻擋的民族復興氣勢，作家沒有理由不投身講好這些史詩故事的實踐，更沒有理由不去堅定創作史詩的雄心。面對這種影響深遠的變化，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的史詩，也有責任重現中國文化的高貴境界和偉大傳統。

　　經典是偉大而永恒的，經典的發現是日新月異的，認知經典、創造經典的能力也需要不斷成長。作家在成為歷史與時代的書記員的同時，也時刻不能忘記自己就是這部史詩的親歷者和創造者。接下來，還有更多文學的第一現場需要作家不負時代、充滿情懷地投身其中，及時感知每個人的命運、每個群體的命運、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的那些改變，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從變化中發現進步，努力創作更多經典之作，以文脈傳承國脈，以文運復興國運，擔負起鑄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的重任。（作者劉醒龍為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